华东师范大学刘良华： 新父母教育

“意志第一”是对“性格-身体本位”的补充。意志既显示为性格，也关乎人的身体。[1]“性格—身体本位”的教育原本就包含了“意志力”的教育。

中国人对意志的重视，可以从“有志者事竟成”的民间智慧中获得印证。在英语中，“意志”（will）是一个奇妙的词语，它含有欲望、打算、喜欢、意愿和意志多种含义。

德国人尼采强调“权力意志”，中国人陈独秀呼吁“抵抗力”，都在提升“意志”的重要意义。

人和人的差异、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往往显示为意志力的强弱。强大的人或强大的民族，并不见得他的头脑有多么聪明，也不见得他的四肢有多么发达，重要的是，这个人或这个民族有强大的意志力。

如果父母希望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就鼓励孩子多与别的孩子交往。如果父母希望培养孩子的竞争力，就鼓励孩子养成“不服输”、“不放弃”的品格。所谓“意志力”，就是不服输、不放弃的品质。

人既需要与人合作、与自然合作，也需要与人竞争、与自然竞争。而一旦进入竞争状态，人就需要意志力。人有时会以智慧或体力取胜，但在智慧与体力大致相当的前提下，人以意志力取胜。

虽然没有必要因为“意志第一”的观念而否定知识和情感的地位和价值，但从获得知识、建立情感和培育意志的难易程度来看，培育“意志”比获得知识和建立情感更艰难，也因此更重要。

培育人的“意志”，简单地说就是训练人“吃苦”的精神。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的民间智慧几乎可以转换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历史智慧。

宋耀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他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养育了“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及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为了孩子的成长，宋耀如和他的妻子制订了“斯巴达—基督教”教育模式：训练他们成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斯巴达勇士。在孩子蹒跚学步时鼓励他们尽情玩耍，稍大一点，就进行“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的意志训练[2]。

中国汉人之所以屡次被外族人征服，与汉人过于追求文明而忽视意志力训练有关。这也是中外历史的普遍现象：文明的民族总是被野蛮的民族征服，而且，野蛮的民族获得统治权之后，也同样会因为贪图安逸享受而走向衰落和衰败。

如果说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专制制度”压制了民众的活力，那么，此前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国，几乎与制度无关，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也没有实行所谓的“民主政治”。

蒙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主要的原因只在于：蒙古人和满族人是马背上的民族，而汉人是平原上的农耕民族。前者唯一的优势只是他们的性格，尤其是他们的意志力：“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他们对长途跋涉和风刀雪剑带来的肉体痛苦不以为意[3]。

蒙古人成吉思汗当初入主中原后，认识到舒适的生活对尚武气质是一种损害，对舒适的生活一直持警惕的态度：对成吉思汗来说，北京令人难受的气候（对他来说也是过于温和）似乎也令人松懈。

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同样地，他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避开了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4]”后来的事实证明，成吉思汗的担心是对的。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被一群亲信、贵妇、文人学士和官僚们簇拥着，与外界隔离。于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5]”

追求舒适和享受是人的本性。但过度追求舒适会导致身体与思维的衰败。

满族人入主中原后，追求舒适的生活，皇太极最初也极力主张“汉化”，但很快就发现，舒适的生活使他们身上的“勇武”精神出现消退的征兆。于是，皇太极开始扭转局面，制订了著名的“清语骑射”的国策：“提倡国语”、“不废骑射”，“不改衣冠”、“严禁奢侈”。为了防止满族武士丧失“尚武”气质，他们进关之后，采取了历代少数民族所没有采取过的决绝措施：实行满汉隔离。清初的皇帝们对保持自己身上的尚武精神更为警醒。

与那些性喜端居的汉族皇帝不同，满族皇帝们以“好动”闻名。他们常年跋涉在外，不断亲征、行围、巡视各地。他们惧怕皇宫中的舒适的座椅软化了自己的骨骼，惧怕中原的美酒冲淡了遗传自祖先的热烈奔放的血液[6]。遗憾的是，当东方的统治者竭尽全力奴役人民禁锢思想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人民却正在致力于并且成功地把统治者锁进笼子[7]。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满族人的尚武精神和“清语骑射”传统后来逐渐消退。为了保持“骑射”的传统，从康熙开始，清帝形成了每年夏秋之际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狩”的制度。一为习武健身，二为训练八旗精兵。

可是，武勇的八旗精兵后来抵挡不住舒适生活的诱惑，贪图享受。过去耀武扬威的八旗军人变成了人人得以耻笑讥讽的“八旗子弟”。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词，此时已经演变成了“好吃懒做”、“死要面子”、“穷讲究”的代名词，成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里的可怜兮兮的落魄者[8]。

满族人的“国语”（“清语”）逐渐丢失，“骑射”也成为遥远的过去。自康熙延续下来的在木兰围场举行的“秋狩制度”也在嘉庆年间废止。据老舍记载，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上自王侯，下至旗兵，旗人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最密切的关系……

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京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若是细心地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9]

休闲的、审美的、游戏的生活是需要的，但是，某个人或某个民族若以休闲、审美、游戏为唯一的生活，这个人、这个民族就会衰退败落、奄奄一息。

人类的教育史，几乎就是意志训练史。有“意志”这个关键元素作为人的精神基础，人们就可以豪迈地说：“我死都不怕，还会怕苦么？”

遗憾的是，当人类依靠高科技而越来越远离灾难和苦难，人类的身体和意志也就越来越萎缩、畏缩和猥琐。现代人再也没有人敢于豪迈地说“我死都不怕，还会怕苦么？”现在的孩子倒会说：“如果吃苦，宁可去死。”

意志力教育，所需要的正是吃苦的训练。相关的建议是：

不要让孩子轻易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在让孩子获得某个东西之前，最好让他付出相应的努力、等待和代价。让孩子付出努力，就是让孩子去为获得这件东西而做相关的劳作。比如，让孩子坚持完成一项家务、坚持学会某个知识主题（看一本书或研究一个问题），或者，让孩子坚持去卖报纸或卖旧书，等等。

孩子在做事的时候，需要父母的守望和幕后的关注，但父母不要轻易出手帮助孩子。如果孩子遇到了挫折，经历了失败，他感到伤心，也要鼓励孩子不轻言放弃。

只要孩子持久地做某件事情，他就会逐渐领悟劳动的价值以及任何美好东西背后的艰辛。“每件赏心悦目的东西背后，总有一段悲哀的隐情。”（王尔德语）

让孩子付出等待，就是承诺在未来某个确定的时间才让孩子拥有某个东西，不要立刻让他获得。等待既可以训练孩子的耐心，又可以让孩子因较长时间的等待而珍惜他终于获得的东西。

如果让孩子立刻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会很快就对这个东西失去兴趣。“生活中有两个悲剧：一个是得不到想要的，另一个是得到了。”（王尔德语）

让孩子付出代价，就是让孩子在得到某个东西之前，必须让出、失去大致等价的东西。比如，他需要拿出某些零花钱，他需要把某个东西让给另外的人。

参考文献：

[1] [英]欧德菲尔德著，李泽武译：《自由地学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2]参见王东华著：《发现母亲》，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页。

[3]张宏杰著：《中国人的性格历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4]张宏杰著：《中国人的性格历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

[5]张宏杰著：《中国人的性格历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6] 张宏杰著：《中国人的性格历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7] 民主政治尤其是“宪政”就是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范围。因此，有人认为宪政就是把统治者锁进笼子里。

[8]参见张宏杰著：《中国人的性格历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9]参见张宏杰著：《中国人的性格历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