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圆了中国人多年的诺奖梦。为表祝贺，本报特转载此文，与读者分享。

莫言只有小学毕业。他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读小学时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值得一读。莫言今年50多岁，已经发表了六七百万字的作品，其刻苦读书、勤奋写作的精神令人钦佩。

我的老师

莫 言

这是一个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例外。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生生涯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自然明白了。

我五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还没有。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竟然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地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的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口粮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处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课就想往家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经长了漆黑的小胡子。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个老师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之所以记住了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这样一件事；全学校的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做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就不理 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哭着，一边往厕里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家了。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她应该叫孟老师姑姑，我问妻子说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  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呐！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还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很矮，姓于名锡，起话来有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个一年级——从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30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子。今天我能用微机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那点基本功。于老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我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他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的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的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里，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一米七0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里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认为我是人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 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惊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的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牵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在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 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一米七0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原载《中国教育报》199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