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教育研究院 教育思想网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 50%为在校学生！

   10月18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携手童书妈妈就此问题展开交流讨论。从专业且多元的视角共同思考抑郁症高发的原因，缓解焦虑、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的方法，培养具有幸福能力的孩子的途径。

主持人：曹弘 童书妈妈CEO嘉宾：邢莉 少年集·半校学习社区创始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陪伴100+休学孩子成长杨洋，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家庭教育中心主任、中科院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白滔滔 童书妈妈联合创始人

一、为什么现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愈发严重？

邢莉：我们给一个技校中职的学生做过一个心理筛查，其中已经检测出大概有 33% 的中度到重度的抑郁状态。因为我接触的初中生比较多，他们大概 6点多钟起床，7点多就去学校了，10 点钟下晚自习，实质上他在校的时间都已经被分割好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实质上已经被网格化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环境和他们生存的状态，实质上是造成他们有更大情绪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单一的评价体系，只评价你的学习成绩，你是不是特别会表达，你是不是特别善良，这些都不在这个评价体系内。还有学校老师精力有限无法照顾到所有学生，这些因素可能就会造成孩子们抑郁的这个数字不断攀升。

杨洋：我从家庭的因素进行分析，家庭因素导致孩子心理健康问题频繁发生的背后因素大概有几点。

1. 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中过度干涉。新时代父母在养孩子过程中遇到比较普遍和常见的问题就是用力过猛，干预过度，在孩子成长阶段中，如果外部参与过度，干预过多，就会导致孩子内在的自我没有办法生长本来的能力和力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告诉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的角色是孩子外在的超我的部分。父母会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在慢慢长大之后，这个外在的超我就内化成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我相信在座各位在做错事情，或者说错话的时候，我们内在可能会出现一个声音说，怎么连这件事情都做错了？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小时候，父母对我们的指责，内化成了我们内在的自我指责。如果父母外在超我的部分过于强势，就会压制和限制孩子内在自我对外在真实世界的感受和体验，在无感中，他自然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有很多心理问题的孩子会出现自伤自残的行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生理上的疼痛感找到内在虚弱自我的存在，告诉自己我还活着。

2. 家庭社会功能及母亲角色的缺失。一提到家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港湾、避风港。我在外面受了多大的挫折和委屈，但是有家这个港湾在，我就能感到很安心。家是我把情绪慢慢消化掉的地方，也是我的力量重新启动的地方。

我们再说母亲。母亲是大地，她可以包容一切，厚德载物，承载孩子的一切，母亲给孩子的感受就是失败的底气，我不管做任何错的事情，妈妈都是爱我的。但是现在重新看母亲的角色和家庭的社会功能，她更多地变成了学校，或者是变成了社会的第二监督体系。孩子到家，我们要催着他赶快写作业、背单词，补课，导致孩子在外面受到的委屈和挫折没有一个表达的出口和通道，就会一直在心里持续发酵。

3. 父母无意识用着错误的养育方式。 父母不理解孩子内在的发展，无意识用了一些错误的养育方式，加剧了孩子的心理负担。不是在指责各位家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是精英，但是往往在不了解孩子的情况下，就用一些错误的养育方式，压制孩子正常情绪的表达，或导致我们无法从孩子的外显行为看到他内在的心理需求。比如我们看不到一个无故发脾气孩子内在受到的伤，看不到一个讨好的孩子，内心其实希望被关注，看不到一个超理智的孩子，内在的脆弱和恐惧。现在我们国家，包括很多专家提出父母要学习，就像开车之前我们要学习驾驶，我们做一份工作要有岗前培训。做父母是要培养出一个人，是一个难且责任重大的工作，我们养育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孩子，祖国的未来，但我们成为父母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需要经过任何学习和培训，就这么上岗了，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

白滔滔：我讲三个小的场景：首先讲我自己的。我上中学的时候，每一次语文课都是被请出去的。因为老师教的内容不是我想学习的，我总想去对一个题目、一篇文章进行探讨。当时的我没有抑郁，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原因，也可能是我比较幸运。但其实有很多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在他喜欢的某一个领域内，他的研究和探讨远远超过了学校的要求。

第二个场景是我女儿上了一个北京的公认的名校，第一天开学，副校长问我，你们孩子有什么爱好？我说画画、阅读等等。他说从今天开始都没有了，因为之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成绩提高上去。在大概两个月之后，我们选择了主动退学，我想弄明白为什么孩子上学之后就不能有爱好了。后来我们干脆就在家里，完全间隔年一年，静下来思考我们的学习和学校，还有我们自己成长之间是什么关系。女儿跟我讲了一个小的场景，也是促使我让她坚决退学的一个原因。有一天她到学校去看到一个学生趴在操场的地上舔井盖，他的妈妈在旁边无所适从地哭，老师赶紧召集人们把他围起来，不让大家看到。我想他一定是心理上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的学校做的是不让大家看到。

第三个场景是我自己当老师之后的。我跟很多孩子做交流，问他们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第一，他们没有自己的时间。第二，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是主动愿意做的，而是被动地完成。而这个阶段是他们自我认知、自我探究最旺盛的时期，这样的压制会产生非常大的矛盾。我还问过很多青少年，你们喜欢什么？得到的答案要么是我不知道，要么说喜欢的东西和我女儿类似。前两天，一个孩子跟我说他喜欢音乐、绘画，但是没办法继续了。孩子放弃之后，仿佛符合了我们对一个好学生、乖孩子的要求，但其实这个生命本身已经不正常了。所以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问题在哪儿，我们现在的学校、家长和社会都是束手无策的。

曾经在我的班里，有个孩子来到这里之后，就把沙发跳坏了，窗帘扯掉了，我们没有要求赔钱，而是在思考问题出在了哪儿，后来去请了专业的心理老师来帮助孩子和他的父母。半年之后，的确发生了改变。有一个场景让我记忆深刻，他送给老师礼物，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包容，后边他的学习和同学关系都变好了，甚至还当了班干部。所以我特别认同我们评判一个好学生的时候，已经有了非常单一和固定的标准。一个还在成长和学习过程中的孩子，我们怎么有胆量去评价他是好还是不好？这是一个生命，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学习，某一个阶段的某一场考试的成绩去评价他是好学生，还是不好的学生，甚至是好人，还是不好的人，这个太不公平了。 反过来讲，每个人是不同的，他的学习和成长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用一套落后的、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评价体系来评价鲜活的、还在成长的生命。这对于青少年来说太沉重了。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现状，并且去理解和支持，才可能在孩子这么沉重的心里找到一点空间。

二、焦虑弥漫，孩子的成功就只是上好学校、有好工作吗？评价体系存在什么问题，需要怎么改善？

白滔滔：不同的人需要多元的评价体系。我一直在强调每个人是不同的，学习和成长也是不同的，那么对应的就是多元的评价体系，然而我们现实的评价体系特别单一。大家从直观上觉得孩子有很大的转变，其实最大的不是他个人的转变，而是他跟周围人能够有很好的交流方式。当一个孩子的注意力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排斥而发泄的时候，此时此刻，可能他的学习和生活已经有了自己的方式，自然就变好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社会到底相信什么？教育很有意思，我觉得教育它的底层就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在教育上就会去引导什么。这一点上我不是很乐观，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有教无类”，然而，我们却将其视为理想化的教育，不愿意为此做一点努力。如果我们相信每个生命都有自我的价值，都值得尊重，我们只要做出一点点改变，无论在怎样的体制下，我相信孩子们都会感受到教育给他生命带来的支持。

杨洋：我特别认同白老师刚才讲的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关注生命教育，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生命来看待。如果再说评价教育的体系，我们能看到社会上对一个孩子的成功画像是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组建一个好家庭，再生一个好的孩子。其实这也是现在父母的焦虑的来源，因为我们好像只有一个选择。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单一的成功路径。我们重新来看这个话题，“孩子的成功就只是上好学校，有好工作吗？”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只有这一条路吗？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吗？如果不这么做，就真的不会幸福吗？或者如果不这么做，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呢？这些不问大脑，要去问内心，听一听内心给你的真实反馈。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开始跟自己做更多的对话的时候，我们就在给自己紧张的思维松绑，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出现，不一样的维度和视角来看这件事，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此时焦虑的情绪，害怕和恐惧开始慢慢减弱。所以战胜黑暗最好的办法，不是把它击退，而是让光照进来。

研究院家庭教育体系的两个核心目标：

1.帮助家长缓解焦虑，学会与内在的焦虑共处。三年大疫，经济大幅度下滑，员工失业，公司倒闭，人工智能导致工作面临着淘汰，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下，我们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我们现在的焦虑、恐惧、迷茫的状态很正常。但是怎么与焦虑共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一个哲人说，问题本身不是问题，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才是问题。

2.我们要培养一个具有幸福能力的孩子。这个具有幸福能力的孩子的背后，就是全人教育的理念，我们要把他当成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养，不是自己的衍生品，也不是一个被打磨成符合外在评判标准的工艺品，他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现在孩子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内在已经支离破碎了，又没有整合成一个完整人的能力，碎片之间是对立、矛盾、冲突的，导致孩子甚至我们成人的内在都是痛苦和焦虑的，这就是内耗的本质。在研究院的体系里面，我们将其视为完整的人，他有他内在的需求和动力，这个需求就是他的目标和方向，在他奔赴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一个个小胜利、小成就，联结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合作影响力更大的事情，这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动力系统。但是这个动力发展能否朝着良好的方向运转，就像一颗种子，它能否支持它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需要外部水份、阳光和土壤的支持，孩子成长也是一样，他能否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的和社会的支持。

邢莉：相信少年的力量我们少年集的slogan叫做相信少年的力量，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信念。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都有他真正从内在想成为的样子。作为教育者，需要帮助他发现，陪他去探索。接下来我分享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关于我自己的孩子的，我有两个孩子都是在家上学，没有接受过真正的体制内的教育。如果按照学校的评价体系，他一定不是一个能够考到985、211的孩子。在国庆节的时候，我们进行过一次谈话，他说准备今年申请完就去GAP，因为他申请的是教育专业，想看看教育的不同形态。他对未来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生命力是很旺盛的。第二个是我的学生的，在初一的时候，学校因为他不合群，把他劝退了，老师认为他社交有问题，建议家长带他去做检查。孩子评测出是中度焦虑之后休学了，后来辗转找到我们。我跟他交流，发现他根本不是焦虑，而是他太有见识了。他喜欢读书，读加缪，因此他说的话别人听不懂。我说这可能不是你的问题，而是老师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匹配你，他问那为什么都孤立我，我说你可能是一只鹰只能孤独地在天空中翱翔，但是你飞得很高，可以看到更宽广的世界。后来这个孩子跟我说，我觉得我比很多人都好，去年他考到中传学习动漫设计了。可能大家没有看到，现在全国有很多创新的学校和机构，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人都在默默地努力去创造一小片一小片的土壤，期待更好的教育形态能够发生。

三、我们该如何培养一个具备面向未来，有幸福力的孩子？

杨洋：我从家庭和父母的角度来讲一讲，在培养一个孩子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1.与自己内在焦虑的和解与共处一个焦虑的妈妈，必然会养出一个焦虑的孩子，这个时代孩子心理问题愈发严重，每个问题孩子的背后一定有个问题家庭，所以父母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内在情绪的焦虑。我们先去找找焦虑在我们身体的哪里，再去看看焦虑背后的期待是什么？期待越多，焦虑越大，佛家说人生八苦，这些苦的背后就是我执念太重，当我们总想让外在的一切顺应我们想的，只会更痛苦。想改变外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想要一个爱学习的孩子，首先我们要先去学习。我们想要一个有幸福力的孩子，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让自己变得幸福。家庭教育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与其说我们在教育孩子，其实我们在教育我们自己，为什么说孩子是我们的第二次生命，因为孩子让我们重新开始看待自己和生活的意义。2.学会放手让孩子放任自流，不叫放手，是不负责任，家长还是要能够担起作家长的功能和责任。有位哲学家说，用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用胸怀去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用智慧去分辨二者的区别，我们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合适、适合、恰到好处是最难的，家长们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哪些要管，哪些不要管。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诀窍，就是我们在大的事情上掌舵，小的事情上放手。小的事情就是做事，什么时候写作业，什么时候起床、睡觉，穿什么衣服都是小事，但是往往大部分的家长都把重心消耗在了小事上，从而把真正重要的大事忘记了。大事是做人，是孩子的品格和道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品格是我们父母一定要让孩子习得的。在研究院的课程体系里边，我们给父母定两个角色，一个是教练，另一个是导游。教练是什么？方向盘在孩子手里，教练只有刹车系统，目标确定后，怎么开过去是孩子的事，就算绕个大弯，就算开到死胡同退出来再重新开，父母只在危机时刻或重大拐点，遇到道德和基础的法律等问题时，踩下刹车，承担作为父母的责任。导游是什么？导游是给孩子展开更多的路径和可能性，让他保持对世界的热爱和好奇，保持一颗想要去探索和发现的童心，然而，去哪里？怎么去？孩子自己说了算。3.与孩子展开生命对话对话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跟孩子展开一次半小时以上的对话了？你真的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吗？回想一下我们在家跟孩子的常见对话，吃饭了吗？作业写了吗？考试怎么样？今天学校怎么样？快点睡觉，明天还要早起。快点起床，不然上学迟到了。我们会发现，家长跟孩子的对话更多的是这种简单指令式的对话，对话就像打太极拳，一人打出去对方再回来，这样来来回回才能走进彼此的内在，那我们现在跟孩子往返的对话能超过5轮或者10轮以上吗？或者我们能接住孩子打过来的拳吗？比如孩子跟你说，“妈，我为什么要上学？”我们往往不思索地带着急切说服对方的情绪回复“上学让你学更多知识，考上好大学，找到好的工作啊！”但是孩子要的是这种套路式的答案吗？显然不是，他想要什么，他想要的是你透过这句话看到他内在的压力、痛苦和绝望。所以，这就是孩子不愿意跟我们说话的原因，因为他感受到的不是爱，而是控制和说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爱不是说服，而是让他感受到。对话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停顿，不要及时回应，这会容易产生惯性回复，停下来，用探索、语态、深层链接的渴望对孩子产生好奇，对孩子的问题产生好奇，用眼睛对视去观察他的情绪，用肢体语言去包容他的状态，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最近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不想上学吗？”“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呢？”当我们抛弃试图说服他的套路，看到他这句话背后的压力和脆弱的时候，他深层的情绪自然而然就流淌出来了。曹弘：开展对话其实蛮难的，有的时候你一张嘴，孩子就觉得你要教育我了，然后提防着家长。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比较有效，就是写作，用家庭共写的方式，让孩子在写作中真实地表达他的心声。这和对话的目的一样，都是想知道孩子的真实想法。邢莉：再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抑郁症的主题上，因为我的确都是在帮助抑郁症的孩子。那我们在做的是什么？第一种情况，有些孩子已经抑郁了，我们为他们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去填补他的家庭和父母没有应对措施的空白。除此之外，我们开设了自我认知课，有一半的课程都是在跟孩子一起探索你是谁？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你想成为谁？你怎么样才能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样子？在这样的对话过程中，也能看到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再跟家长进行沟通的时候，也会更加高效。我们也要求家庭参与到这个课程中，并用出席率、奖学金等方式，把家长拉到家庭共域中，促使他们参与到孩子真正的成长之中。我们在支持一个职业高中和一个乡村学校，给他们安排教练型家长和教练型教师的课程。我认为这些孩子更值得关注，带领他们探索怎样才能成为自己。上周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孩哭了，她说，老师，我们即使现在身处淤泥，可是我们依然能够向阳。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动，我们社区作为一个小微的学习中心是受限的，一年可能就只能接受三四十个孩子。我们想到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去支持老师，老师如果愿意学习这样的方式，他们就能善待孩子，影响更多的学生。再跳回到妈妈的角色上，在我女儿特别小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她，你可以叫我邢莉，因为我想告诉你，我除了是你的妈妈，我首先是邢莉，我不是只是你的妈妈，我不是全部都要围绕着你做的。所以我和孩子之间还是有边界的，同时我们会用红灯和黄灯来表示自己的情绪，当我回到家有些累，我会说我今天有点黄灯，但是和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变绿灯了就出来。我们的孩子其实特别爱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爱我们，甚至会牺牲掉自己本身的需求去讨好我们。长此以往，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孩子长出更好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这一部分做得更好。自己是稳定的才可以去支持孩子去尝试，去试错，去做生命的探索。白滔滔：我来分享一下我作为奇葩家长的一些做法：第一，我的女儿目前已经是高二年级了，但我没有辅导过一天作业，在她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教了她我的签名。第二，我永远不知道她考了多少分。第三，我会鼓励她不要上学。再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都做了什么。现在中国有多少孩子需要特殊教育的老师去帮助他们，那我们中国又有多少个能够帮助这些孩子的老师呢？5年前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寻求答案，我们去了芬兰。

芬兰的特殊教育因为芬兰是全球公认的教育体系最好的国家。芬兰教育署的署长说，成绩好不是评判芬兰教育的标准，还会继续坚持教育改革。芬兰的孩子最好的成绩和所谓最不好的成绩之间的差永远是最小的，他们真正看重的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落后，这个才是真正的衡量标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他们每十年会对未来需要的教育能力进行展望，进而调整他们的教育方案。我们5年前了解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有一个专门的特殊教育中心。在芬兰，教师是职业体系中地位最高的，最好的学生的前1/10才能够报考师范学校，接受师范教育。所有的小学老师最基础的是硕士毕业，并且还要有实践经验才能当正式老师。芬兰教师拥有极高的教学自由度，总教程、目标、教案、每一堂课程的内容都由自己制定。因为教师的水平很高，所以相信每个老师一定会根据这个班的孩子选出最好的教学目标和方法。芬兰的孩子只有到16岁才有一个全国的统一考试，在这之前没有考试。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芬兰并没有为特殊孩子们成立专门的学校，而是在所有学校中培养了特殊教育老师。在芬兰，有一批老师中的老师，在一个学校中的比例是6:1，这些老师会支持到全学校在学习、行为、心理上面，有不同程度问题的孩子。这些老师有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支持全学校的孩子，例如抑郁症、阅读障碍，他们会用科学的方法去引导，帮助孩子度过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来源于每个人的基因不同，有这样的支持体系可以帮助孩子们度过困难。第二个等级是支持一些在某些阶段存在特殊问题的学生，比如在数学某个阶段有学习困难，那么老师就会把这些孩子们聚集到一起统一辅导和支持。最后一种是心理上有需求的，每个学校有1/6的老师随时在课堂上与每一个学生和老师保持联系，用于支持这些孩子不同的需求。我们在5年前就邀请了芬兰的特殊教育团队来到我们这里做培训，做完培训之后，我们将其纳入了我们的课堂之中，但是我们能够教授的学生很少，所以后来我们把师培体系开放，无论你是哪个学校的老师，还是家长朋友，都可以接受我们的培训。我们会设置一些公益的名额给到大家，希望有更多的家长和老师参与进来。在9月份我们刚去了芬兰，发现他们依旧在进步。赫尔辛基大学的特殊教育中心设置了对外合作的部门。中国、印度和非洲是他们认为最需要特殊教育帮助的三个区域。再进一步讲，芬兰的特殊教育老师是要在一个合格的教师基础上，再需要5年的培养时间。而如果我们一听见这个5年就害怕，那么这样的老师永远不会出现在中国。换句话说，中国的孩子还没有体验到真正的特殊教育，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想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们鼓励中国教师开始这个5年，并且可以一边学这些方法，同时就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之中，从而进行更好的适配，形成国内的适配体系，将芬兰的方法进行转化。再回到家长可以做什么这个问题上，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中学厌学，被诊断为很严重的抑郁症，之后就开始逃学。这个孩子说他有很多次就站在湖边，想考虑用这样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妈妈依旧有中国家长的执念，觉得孩子一定要上个大学。但是当摆在面前的是一个大学和一个生命的时候，家长才会醒悟，执念才会被打破。除了大学，难道就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吗？我们是不是有职业学校？但是大部分家长一听到职业学校就觉得羞愧万分。我再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孩子从小在药店的氛围中长大，虽然学习不好，但背起中医条理清晰。他去了中医的职业学校，发现自己是里面最优秀的，瞬间有了自信，后边还去做演讲竞选学生会。就是这样一个重度抑郁，被所有人认为无可救药的孩子，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并坚持了下来。他才16岁，就已经可以在学校里面给人号脉了。家长能做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需要放下。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在得奖之前连工作都找不到，这就是现实。学术能力和创造价值以及被评判是三种东西，而我们现在所谓的评价体系，是在剥夺孩子生命的权利。  再回到我亲戚孩子的这个例子上，我们不要用经验去判断孩子的教育，去规划孩子的教育。因为经验主义不能够得到成功的复制。一个人在社会上不是靠文凭获得成就的，而是靠创造价值的能力才能获得成就和幸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创造价值，靠的是他擅长的、比别人做得都好的那个长处，而不是他的平均值。只有当他的短处阻止了他长处发展的时候，才需要去补短。

观众提问

1.怎么判断孩子是否抑郁？邢莉：孩子抑郁是有一些表征的，从生理方面可能孩子会说头疼、胃疼、无力，这可能不是在装病，而是他身体上有了一些反应。其次就是通过家长的判断，他可能会表达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了，没意思、不想干，严重一点的话会说让世界毁灭，都可能是他们的口头禅。再者他不愿意同人交流，能感受到他越来越封闭，有了这样的情况就可以警觉了。2.50%在校患病孩子如果离开传统学校，还有什么其他选择？邢莉：在深圳有先锋、好奇，包括探月已经做得很大了。其实最好的选择就是在这些学校之外，父母把家庭营造成更好的空间，其实是对孩子最好的支持。杨洋：研究院现在也有很多合作的创新学校，除了北上广深，还有很多二三线城市学校。在家庭系统里孩子是最薄弱的环节，当孩子存在某些外显行为问题和表现的时候，在孩子内在潜意识里，他可能是想通过自己来拯救父母的关系或者这个家庭，孩子永远比我们想像中更爱我们。所以，当孩子在情绪、心理、生理上面出现问题时，一方面我们可以找一些更适合孩子成长发展的创新学校，另一方面还要反思我们的家庭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帮助孩子建造一个能支持他健康成长的良好家庭结构。白滔滔：第一，这些不以升学率和考上名校为标准的教育机构、老师和学校，从成都、深圳到大理、开封，我们都有进行报道。十年来，我们形成了专门的栏目，报道了百余所学校。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根据地域、孩子的年龄进行关注。第二，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家长如何看待孩子的情绪，我想补充一个故事。在我第一天当写作课老师的时候，我就发现可以通过写作来了解孩子内心世界的真实，我跟大家说你想写什么都可以，有个学生问得非常直接，说骂我家长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我们由此设置了一个秘密箱和一个公开箱。有个孩子用圆珠笔一道一道地画，画满了整张A4纸，他已经没有办法形成语言和图画了，而是在进行宣泄和表达。后来他开始画画、写作，开始写他对于社会的理解，这样的形式成为了他情绪的出口。家长需要给到孩子作为一个生命的尊重，给予他表达的权利和方式的自由，从而平等地对待他、尊重他，自然而然孩子的情况就会有好转。